雅书

资料翔实，论证缜密，部分论点今日再看仍觉振聋发聩。汉光先生心里很清楚，从古到今，不管王朝、政权如何更迭，掌握地方政治、经济资源的“豪门士族”，其抗风险能力远超从科举制中筛选出来的“寒门子弟”，甚至拱卫或者掣肘皇权

韩昇老师对本书的总评个人认为十分贴切，即“今后如果还想继续探讨这个问题，都不能回避毛先生构筑的平台”。韩老师对本书的批评也很有分量，但书评第五节对毛汉光“官僚化”和“中央化”的批评可能存在一点误读。比如书中第八篇（第267页）称“士族多世居住京师，成为纯官僚人物而其地方性消失的现象，是中古政治社会史中的重要课题，这个课题可从多方面去观察。”可见毛汉光对唐代士族中央化的分析不是着眼于士族的形成，而是着眼于士族的演变，韩昇老师可能混淆了此段与总论。 发现书中有两个小错误。第一个是编辑错误，第93页脚注与正文不对应，且此处脚注为新版所增。另一个是第267页，作者脚注引《唐摭言》中转引《国史补》，“尔后”至“利市”一段内容不属《国史补》，应放在单引号外。此版中，编辑也以编注的形式指出了部分细节问题。

本书是通过统计方法，说明中古士族的3大变迁：由地方性而中央化、由社会性而政治性、由武而文。其中皇权是关键，士族并非依附皇权，相反是皇权衰弱的产物，所以士族并未随王朝兴衰而兴衰。直到科举制，使得做官的门第单因素变成了多因素，士族不断官僚化，失去地方基础，成为皇权的依附物，随唐朝衰亡而贵族社会终结，韦伯也分析过类似过程。

会数数值1块钱，知道数什么值10块钱，知道数字背后的含义值100块钱。 以“三世中有两世居官五品以上”为士族、“祖父辈皆无参与统治阶层”为寒素、“曾有一世五品以上”为小姓，是毛汉光的重要发明，这一体例规定令士人身份判然分明，并由此对700年中古史进行量化考察，使潮流趋势昭昭在目。相当于直接翻到了习题册背后的参考答案。 不论是以数理统计研究统治阶层构成，还是以地图标识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毛汉光都给人一种理科生研究历史的感觉（真不枉他亲弟弟是大科淆家），这也是毛氏史学的可贵之处。相比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史料堆砌，本书更直观地把握了中古史大的方向和结论。这也是其堪称不朽经典，而非仅存学术史意义的重要原因。

作者在三十年前已经敏锐意识到唐代士族仕宦做官在整体上仍占据优势，但不同房支差异甚大，同一房支前后期发展脉络也不同，后期士族内部竞争激烈、士族子弟为获取优势竞相以科举入仕，无疑是远见卓识。但现在看来有些有些统计标准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西晋河东卫氏（卫瓘）算为寒素，又同样为三公只统计保留一定选举权力的司徒，而司空太尉、三师完全没有算进去，另外唐代，内外官品高下不同，某甲一个上州刺史从三品，资历却是约等于郎官员外郎资历，上州刺史的从三品最终和某乙御史大夫一个品级，比某乙丙终官吏部侍郎（正四品上）都高，这样的量化无疑是有问题的，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问世，期待有一天新的量化研究可以做到将《隋唐崔氏家族墓志梳证》所涉及到所有崔氏人物官职全部予以量化分析的更细致的研究。

这次没读哭。虽然辅修统计和报菜名、简历的写法比政治史论尤甚，但也领会到该研究方法构成了毛师的特色，且不好单独抽离(否则这章就坍缩了(不是))。序言中关于总论和分论的联结和相扣有助于抓全书主脉。整本读完，对士族这个概念有了更系统和(尤其)更动态的了解。这种动态除了常规的以士族为一整体上溯东汉下追隋唐，魏晋南北朝的群相多士族外(六篇主要文官的量化)，还包括如士族的形态构成从武质豪族转经文世家的演变，士族扎根与权力凭借从地方至中央(八篇唐代大族籍贯墓葬迁移)，士族内部承袭前朝的评价体系与唐代皇家官方定夺之差(太宗对崔干的反应例子举了很多遍)，士族内部房支间的各色兴衰和不同时运(十篇的琅琊王氏和十一篇的兰陵萧氏)，及士族在唐代以门第和进士第步入仕宦的竞争精细化和惨烈化(门第与进士第叠加方为人上人)。

虽然已经有了台版，还是忍不住收了新的简体版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每个阶段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风向标：远古贵族，中古士族，近古庶族——似乎应该把蒙满排除在外，之后说是平民的天下，姑妄信之。本书以汉末三国士族的迁徙和流变出发，再以南北两朝分述之，至隋唐收煞，勾勒出中古世纪上层社会的图景，王朝更迭多由此而生。至于李唐用皇族力压士族一头，再用科举取士抽其根本，不能不说用心至深矣。

其实书名可以叫《中国中古士族史论》，挺精彩，读的也畅快。但过于量化统计的研究又有较大缺陷，选取史料样本的广泛性是一大问题，即便不考虑取样偏差，或假设统计样本就很普遍、准确，就此以统计结果作为结论仍有很大危险。统计数据有时候真就只是个最终结果而已，历史生发、形成、变化的过程是极为复杂、多元、动态的，量化统计分析就有遮蔽、简化史实的不足。无论是选取本身不完整，有误差的正史材料，还是集中对一流士族墓志的统计，都只是中古士族实态的部分碎片。韩昇先生写的书评同样非常精彩

这种统计，其所依赖的家谱，墓志可靠性存疑，必然溢美不少，此一时期尤其，故结论难说。科举对寒素地位而言并无多大提升是可以想见的。科举较重要的大概是强化了官僚的中央性，加强了皇权，严重弱化了地方阶层的地位，这其实是秦汉以后中央集权日趋成熟的必然，皇帝特别喜欢的。然而此种士族的中央性亦破坏了地方的活力，加剧了修身齐家治国的中间环节割裂，上下脱节。故唐以后有若干藩镇外夷故事。令人唏嘘的是，所谓的士族到底于国何益，唯礼唯文，亦无益于文明。

这本书是将计量方式应用于古代社会史研究，但因为中国正史多以记载王侯官僚为主，贩夫走卒不在其列，所谓“中古社会史”终归还是“中古士族史”。在总论部分，本文假设的“士族”包括了汉姓、虏姓、吴姓、皇族和一切“三世内有两位五品”的家族，其范围十分广泛。以此为据，其“寒素”当政的时代可谓是真寒素，而“士族”当政的时代却略显失真。在分论部分，将计量应用于具体问题或者具体家族，结论的可靠性显著提升。比如对士族籍贯向两京迁徙的倾向、唐代科举制度是门阀士族垄断流品的新手段、琅琊王氏起于经学的家族史等等，书中的图表可以清晰的显示出士族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同步兴衰的过程，作者穷尽史料的统计梳理能力可见一斑，在以计量方式对士族研究的方面无可撼动，远非谭凯之流可比。

仙品，大量地爬梳史料后，提出了一种比较合理的社会阶层分类法，很可贵 给我一种“这书好好吃”的感受，哪天整理一下所有摘抄

一个士族门阀崛起，而后长期稳定地占据统治阶级的时代，皇权更替，但士族依旧在延续，有几个大的士族，延续了超过二十世，可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族要长命多了

在我看来，理解中古史，最关键的就是理解其中的社会阶层和团体，其时一切制度与现象都源于不同阶层团体相互之间的制衡。因此这本书是重要而好看的。好看之处不是那些数据统计，而是作者似乎不着力的一些议论，常常简洁而深刻，一语道破万千。

唐的基业以河东、关中、陇右为主，这个区域亦是当年宇文氏建立府兵时之辖区，关中本位政策之原始地。一个大帝国的创业，固先由某一地区或某一阶层人做其基业；但帝国的发展与稳定，则应超脱地域利益与阶级利益，方能克其功。故当军事停息之际，也是统治阶级努力寻觅社会基础，稳固其政权之时。《贞观政要》中记述唐太宗融合以前敌对人物，接纳雅言，以及想以科举尽纳天下英雄于其毂中的看法与做法，正是克已私欲而为其政权长远打算之计。武则天为了把持政局，建立武周，以科举和荐辟方式大量吸引非关中集团人物，实际上已有意无意地扩大了社会基础。吸引的理论上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物，实际上则仍以士族为多。故武则天当政时期，与其说政权基础的平民化，毋宁说地域的普遍化。但并非关中集团势力都被铲除，而是使其失去绝对优势，或许是下降到其应有的比例

阅读毛汉光先生这本完成于1988年中古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论文集感受有三，其一先生研究细密，把魏晋南北朝360年史划分成了十五期，每一期各取其时代的政治特色与社会定性分析，于细微处十五个研究论题就此展开。其二是先生重视士族的武将属性多于其文官特性，士族也分高门、寒门，高门家族大多文武兼备，才能长期保持繁荣。东晋南朝寒门大多偃武修文，随陈亡而衰。北方胡族单一的习武家族大多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急速衰微。其三先生为最早在中古史领域运用计量史学研究士族人物变迁之学者，他将传世史料与中古墓志文献综合论证，从中梳理人物共性的方式，在西方汉学影响很大，姜士彬、谭凯将其继续延伸，罗新也有所借鉴。他分析史料加以比较的视野广阔，史学启迪的光芒遮掩了资料堆砌的形式粗疏。

中古时期，士族曾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乃至于一度把持朝政，与皇权分庭抗礼，共分天下。众所周知，士族起源于地方豪族，然而，地方豪族是如何转变为士族群体的呢？这部515页43万字的大部头高分经典历史作品，提供了较详细的答案。

士族政治说，与田“门阀政治”说，与王“门第社会说”，朴汉济“侨旧体制”说相对应，朴的书三联要出，就是不知道王先生的书什么时候能再版😋😋

与现代社会相比，中古时期的社会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封闭和固化，但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通过深入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严谨细致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