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
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德国留学,回国先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7年出版了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是国民党将领中的第一人。他阐述的对日战略中就提到了“行持久战”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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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后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蒋百里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被誉为“战时的文坛健将”。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文中提到:“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蒋百里在《国防论》出版时,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些结论俨然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
《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相持决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百里正好赶上。蒋百里与张学良也有一定的关系,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蒋百里解释道,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去南京,就能表明张学良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对和平解决抱有极大的诚意。蒋百里在“西安事变”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蒋百里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时,曾因校务有求于陆军部被拒,有感失信于学生,于是在一次师生集会时他说:“我到本校以后,曾经告诉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做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说完以手枪自杀,幸未伤及要害。因此结识的日籍护士佐藤屋子,成为了他第二任夫人,后改名为蒋左梅。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两人志同道合,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可惜英才早逝,蔡锷死于1916年,年仅34;张孝淮死于1925年,年仅44;蒋百里死于1938年,享年56。均没有机会指挥部队抵御日寇。
1938年,蒋百里病逝。许多名人写挽联挽诗哀悼。章士钊《挽百里》诗云: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1947年其好友国民党将领陈仪等协助迁葬,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道:“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他与胡适、徐志摩等一起创办过新月社,与徐志摩是至交。几年后他被蒋介石关进监狱,感情充沛、容易激动的徐志摩还背起铺盖,喊着要进去陪他坐牢。
蒋百里的原配夫人查品珍是金庸的同族姑母。金庸曾说:“查夫人是百里留学前奉父母之命订下的婚事,迎娶也是迫不得已的。就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一样,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讨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于为百里病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后记中写道:“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会动武。”
蒋百里三女儿蒋英,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著名钢琴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获柏林德国大戏院之聘,并与德国留音片公司“德律风根”商订十年的出版唱片合同,后又赴瑞士路山音乐学院研究“音学”。她的丈夫是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蒋百里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场战役,在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评蒋百里,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百里先生的淹博宏通,实是一位罕有的学者。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军人,多是文学修养很好的人。百里先生如果典兵,便是典型的儒将风流。”